题记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里就装着多少实情。这个寒假，武汉大学“托举未来”实践队从武陵山区走到川渝城乡，从政府机关走进寻常人家，只为听最真实的声音，找托育服务发展最实在的答案。
实践背景
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是当下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的核心民生议题，正在制定的《托育服务法（草案）》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划定了法治框架，而基层落地的真实情况、群众的切实诉求，正是完善制度设计最核心的依据。2026年1月至2月，武汉大学“托举未来”实践队组建多支调研分队，深入重庆、四川达州、成都、泸州等西南省市，围绕托育服务全链条开展专项调研，访谈覆盖卫健医疗系统、托育机构、婴幼儿家庭、育龄青年等多元主体，累计完成数十场一对一深度访谈，拿到了大量一手调研资料与真实民生反馈。
实践过程
01重庆：锚定医疗环节，看清医育衔接的制度缺口
重庆是本次调研的第一站，实践队将调研重点放在了托育服务体系里最关键的医疗环节，同时补充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视角。
实践队员李思萱访谈了酉阳县人民医院产科的一线助产护士，她常年负责新生儿接生与疫苗接种工作，是托育服务医疗环节最直接的参与者。访谈发现，她对国家正在推进的《托育服务法》草案及相关政策知之甚少。她表示科室为规避患者隐私泄露和利益纠纷风险，从未和外部托育机构有过直接业务往来，当下所谓的医育衔接全靠家长自己拿着疫苗接种证明两头跑，根本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协作机制。临床一线本就人手紧张，医护人员日常工作已经超负荷，根本没有多余精力承担更多托育协作相关工作。
李思萱又通过线上访谈，和重庆主城区一位单身独居的邓女士聊了聊生育意愿与托育服务的关联。邓女士对托育服务的认知只停留在“帮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对地方托育政策、相关立法完全不了解。她表示就算家门口有价格合适、质量靠谱的托育服务，也很难改变她暂缓生育的决定，托育只能解决“孩子有人带”这一个问题，房贷压力、教育成本、职业发展影响这些深层顾虑，根本不是托育能解决的。
02四川达州：走进双职工家庭，捕捉普惠托育的真实诉求
在四川达州，我们把调研镜头对准了城市里最具代表性的双职工教师家庭，从最核心的需求端，摸清普通家庭在托育选择上的困境与期盼。
实践队员张子鹏分别与两位小学教师开展入户访谈。35岁的小学语文教师李老师家中有个2岁半的孩子，夫妻二人同为双职工，孩子全靠62岁的母亲帮忙照看，老人精力跟不上，一家人都被育儿照护压得喘不过气。家里育儿支出占到了总支出的40%，家附近没有普惠托育机构，最近的民办托育每月各项费用加起来要3500元，家庭根本承担不起。
另一位37岁的小学英语教师张老师，家中孩子1岁10个月，育儿支出更是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45%，只能靠双方老人轮流到家中照顾孩子。她和学校里的同事都有托育需求，但日常根本没有渠道接触到这些政策信息。
03四川成都：覆盖多元群体，补齐不同生育阶段的调研视角
在四川成都，实践队员吴雨嘉分别访谈了有婴幼儿的家庭和处于生育观望期的育龄家庭，覆盖了不同生育阶段群体的诉求，让调研视角更全面。
有孩家庭的婴幼儿照护方式依旧以家人亲护为主，选择托育机构时最先考量的永远是安全照护质量，同时也普遍被机构费用高、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困扰，她们最希望政府能强化托育机构全流程监管，明确安全问题的责任主体和维权渠道，让家庭选择托育的时候能踏实放心。
（实践队员访谈有婴幼儿家庭）
而那些还未生育的双职工家庭，大多对生育持观望态度，照护压力和经济成本是他们暂缓生育最主要的顾虑。他们对托育服务的认知很浅，只知道是为低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缓解家长压力，对周边的托育机构、相关托育政策几乎没有了解。他们普遍认为托育服务不该完全由家庭自行承担，需要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
04四川泸州：下沉乡镇基层，填补乡村托育的调研空白
在四川泸州，我们把调研脚步延伸到了古蔺县太平镇的乡镇基层，去看县域和乡村的托育服务现状，摸清基层群众最真实的托育需求。
实践队员胡沁在太平镇分别访谈了有孩家庭的方女士和有生育意愿的胡先生。50岁的方女士是当地个体经营户，她直言现在养孩子的经济负担太重，以前养孩子只要吃饱穿暖，现在要精细化养育，吃穿、教育、兴趣班全是持续性开销，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额外的托育费用。她觉得优质的托育服务确实能提升社会生育意愿，能解决家长没人带孩子、担心孩子安全健康的核心顾虑，也希望托育机构能始终把孩子的教育质量和安全健康放在运营的第一位。
（实践队员访谈有婴幼儿家庭）
30岁的胡先生有明确的生育计划，也表示未来会因为夫妻双方工作时间限制，给孩子选择托育机构。他最看重托育机构的教育质量，也最担心孩子在机构内的安全问题，网上曝光的托育机构不当照护事件，让他对这个行业始终存有顾虑。
实践总结
这次西南地区的调研，让实践队彻底跳出了书本里的政策文本，真正摸到了托育服务在基层落地的真实脉搏，也看清了当前行业发展中几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家庭端的需求永远是迫切与谨慎并存。双职工家庭的照护压力已经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普惠托育资源供给不足、空间布局不合理，是家庭选择托育最大的阻碍，而政策宣传的大面积盲区，让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对托育相关法规、补贴政策、维权渠道知之甚少，政策与民生之间的信息壁垒至今没有被完全打破。
供给端的发展始终在规范化与可持续性之间寻找平衡。民办托育机构是市场供给的主力，却普遍面临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运营成本高、盈利空间窄的现实困境，多部门协同监管中的信息不通、重复检查，也给机构增加了额外的运营负担，公办托育机构又受财政、编制限制，覆盖率始终上不去，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普惠性需求。
制度落地的过程始终存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衔接缺口。医育衔接至今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协作机制，全靠家长个人传递相关材料，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乡镇和农村的托育服务更是成了制度设计中被忽视的角落，相关的规范与支持政策存在明显空白。
托育服务只是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的其中一环，它能有效缓解家庭的照护压力，却解决不了经济压力、教育成本、职业发展这些影响生育意愿的深层问题，想要真正提升社会生育意愿，需要的是更系统、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未来展望
这次西南地区托育服务专项调研，是实践队走出校园、扎根基层，用专业所学服务民生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学生在走访中听到了最真实的民声，在访谈里找到了最现实的问题，接下来，实践队会系统梳理全部调研资料，提炼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与建议，形成调研报告和立法建议，为《托育服务法》的完善，提供来自基层的真实参考。
幼有所育，是千家万户的共同期盼。我们始终相信，随着托育服务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机构、社会、家庭的多方协同发力，普惠、安全、优质、可及的托育服务，终会走进西南地区的每一个城乡，让生育友好的底色，在这片土地上越绘越浓。
（文字：胡文博 淳奥函 李抑若）
来源|武汉大学“托举未来”——托育服务提质攻坚队
